于欢案件详细经过于欢案案件经过

于欢案件给我们哪些教育和启示

虽然媒体、网友们对案件的评论各异、观点不同，但绝大多数社会公众都希望二审法院能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公正作出处理。6月23日，山东高院依法对案件作出裁判（法院裁定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审审判程序虽已划上了句号，但对案件给我们带来的教育和启示要铭记。

一是树立严格司法的理念。于欢案件之所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除了案件本身的因素以外，也与一审办案机关收集、固定、审查证据不规范、不全面，裁判认定事实不全面，说理不透彻等有关。在今后的工作中，办案机关要牢固树立严格司法的理念，切实将证据裁判的要求落实在案件办理的全过程，既要把与定罪、量刑有关的案件的核心事实搞准确，又要深入了解、准确把握、综合考量与案件有关的社会背景、前因后果、传统文化、民情风俗等边际事实，使公正裁判建立在严密、准确、全面的证据体系之上，并合乎我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道德伦理，确保案件质量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二是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于欢案件的二审审理过程，也是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的过程。该案的二审，全面实现了事实证据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公正裁判形成在法庭。今后，办案机关要深入落实庭审中心要求，运用好庭前会议制度，积极推进证人、鉴定人等出庭作证制度的落实，通过法庭审判程序的公正实现案件裁判结果的公正，确保庭审在认定证据、查明事实、保障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三是坚持公开审判原则。从媒体报道情况看，旁听于欢案件二审开庭的各界代表称赞法庭是“正义的殿堂”“法治的课堂”。这一效果的取得，得益于庭前工作的充分准备，更得益于二审对庭审活动的最大限度的公开。办案机关要更加重视司法公开的作用，让所有的诉讼活动都以公开透明的方式展现出来，把开放的法庭变成普法的课堂，把法庭的裁判变成普法的教材。

四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办案机关要认真梳理案件引发社会关注的主要方面、分析案件引发社会关注的具体原因，将社会关注转变成查找差距、改进工作、补齐短板的巨大动力，并以实事求是、开诚布公、真诚、友善的态度，对社会关注的问题给予积极回应，努力赢得社会对裁判的信任、认可与支持。

山东于欢案件受到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

原标题：【看门道】于欢案：为何是最高检介入，而最高法“按兵不动”?

于欢故意伤害自从媒体曝光后，一直受到热切关注。据获悉，于欢故意伤害一案，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6日权威发布称“已派员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汇报，正在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全面审查。对于欢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将依法予以审查认定……”这是一个让很多网民为之一振的消息，因为于欢已经提起上诉，案件将进入二审阶段，最高检的介入对于案件最终得到公正处理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随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宣布已经受理该案二审，将会依法处理。于是有人由此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介入，但最高人民法院却“无动于衷”？只出来个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来告知一下程序节点？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本文不谈于欢案的实体，这有待于司法机关进一步审查，在此我只讨论两高在是否介入此案的不同做法背后的原因所在。

法院层级独立，不能介入

首先，我们先解决最高法为什么不介入审查的问题。原因很简单：法院系统依托审级制度保证审理的公正性，全国四级人民法院应当保持相对独立，上级法院非因法定原因不能干预下级法院正在办理的案件，否则审级制度就会形同虚设。从这个意义上说，法院内部上下级之间针对一个正在办理的案件进行请示和指导是错误的(尽管实践中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

因此，在案件由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审理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尽管做为上级法院，也不能听取山东高法的汇报，不能对案件作出指导意见，这既是对山东高法作为二审法院能够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重要保障，也是对最高人民法院日后一旦作为再审法院审理该案时能够不受此前指导意见干扰，公正作出裁判的重要保障。

检察上下一体，可以介入

那么，为什么最高检却可以在案件二审期间介入呢?有人提出这是因为检察院具有法律监督职能。的确，检察机关有权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渎职犯罪直接立案侦查，但本案最高检的介入，内容不仅仅是调查是否有渎职行为，还包括听取山东检察机关对案件的汇报，以判断是否构成犯罪和是否存在法定量刑情节，这显然已经不仅仅是诉讼监督的范畴。

最高检能够在此阶段介入的真正原因是“检察一体化”原则。这一原则是指全国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对外独立行使检察权。它衍生出两个重要原则：其一，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即所谓上命下从;其二，全国检察官之间，可以相互替代行使职权。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的检察机关都遵从“检察一体化”原则。

我国法律制度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遵从“检察一体化”原则，但是相关的条文规定和制度设计已经明显体现出一体化的倾向。正如最高检权威发布中所提到的，“根据法律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有权予以撤销或变更;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有错误的，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予以纠正。”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最高检介入于欢案后，下面的情形都是完全可以出现的：

1最高检决定检方二审意见

如果本案在二审期间开庭审理，那么山东省检察院根据刑诉法规定有1个月的阅卷期限，此后应该派员莅庭发表意见。

最高检此时介入本案，听取山东省检察院的意见后，可以直接决定如何发表检方意见。这是检察一体化之下的“上命下从”原则决定的。

最高检派员出席二审法庭

因为同样是基于检察一体化原理，检察官的职责可以相互替代，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也是全国检察官中的一员，完全可以替代山东省检察院的检察官，出席本案的二审法庭。当然，这种情况可能没什么必要，在具体程序应当如何操作上也存在分歧。我在此提出只是强调理论上是可行的。

为何法院独立但检察却要一体？

最后，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法院系统上下级要保持相对独立，但检察系统上下级却奉行一体化原则？难道让检察院上下级之间也保持相对独立，也用审级制保障案件处理的公正性不是更好吗？

这是一个涉及检察基础理论的问题。很多观点试图为此提供解释。有人认为检察一体化有利于打击犯罪，还有人认为检察一体化有利于统一国家法令，也有人认为检察一体化有利于“统一便宜追诉基准”。但这些观点我觉得都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检察机关上下一体但审判机关上下独立的真正原因在于，检察权和审判权的运行方式有本质不同。

在现代刑事诉讼过程中，一级审判机关行使权力的公正性有三个重要保障，一是有双方当事人的对抗保证审判者的中立性;二是有合议制度保证决策过程的民主性;三是有公开审判制度保证权力运行的透明性。但这三个重要保障在检察权的运行过程中都不存在。一体化原则就是为了弥补这种“先天缺陷”而产生的，它的目的就是保证检察权正确行使。

综上，于欢故意伤害案，最高检介入，最高法无声，这恰恰是两种国家权力运行特点的具体体现。我们应当相信检法机关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能够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为于欢案作出公正的裁决。

“聊城于欢案”案件经过是怎样的

2016年4月13日，吴学占在苏银霞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其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2016年4月14日，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催债队伍多次骚扰女企业家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苏银霞。苏银霞的儿子于欢目睹其母受辱，从工厂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未及时就医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另外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原告人杜洪章、许喜灵、李新新等人和被告人于欢不服一审判决，分别提出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24日立案受理。

2017年5月27日，该案二审公开开庭审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采取微博直播的方式通报庭审相关信息。2017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于欢属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有期徒刑5年。

2018年1月6日，于欢故意伤害案入选2017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2018年1月18日，于欢案二审主审法官、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吴靖在北京表示，通过二审开庭审理，最大限度地还原整个案件的事实情节，并在此基础上通盘考虑天理、国法、人情，最终依法作出裁判。 2月1日，案件入选“2017年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

扩展资料

山东“辱母杀人案”当事人于欢减刑出狱

11月18日上午11时多，26岁的山东“辱母杀人案”当事人于欢获减刑提前出狱。

这个消息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于欢家人打电话告诉我，他昨天通过减刑出狱了，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也很突然。”于欢案的代理律师殷清利称。

但他有过预感。前几天，监狱部门给于欢母亲打电话，说让给于欢准备几件衣服。“一般来说，监狱是不允许（服刑人员）穿自己的衣服的，（所以）我当时就想可能减刑要下来。”殷清利告诉记者。

“回来的第一件事，我拥抱了我的母亲”。于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妈妈之前也会见过我，但这次终于摸到了妈妈，那种真实感特别强烈。”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4·14聊城于欢案